在当代画家圈，多数人是先喜欢画、再奋斗成画家的。还有这样一批人，是因为从事相关工作，才逐步奋斗成画家的。他就是曾孝濂。

曾孝濂：生于1939年，原籍云南威信。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，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。从事科研艺术生涯四十余年，参与完成多项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，绘制动植物科学画无数，为中国植物分类学做出了极大贡献。

在国内外出版《云南花鸟》等多部个人画集，并为国家邮政局设计九套邮票，其中《杜鹃花》、《杉树》和《君子兰》被评为年度邮票，《杉树》并获专家奖，《百合花》被评为年度邮票，《中国鸟》被评为国际政府间邮票印制者大会连票奖。

历时30余年参与编纂《中国植物志》，已发表各类科学著作插图2000余幅，设计《杜鹃花》《绿绒蒿》《中国鸟》等九套邮票，又画了100幅花、100幅鸟……从1958年进入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开始，曾孝濂再也没有搁下过画笔。

这几年，他还开始了自己又一项庞大的计划——再画100幅热带雨林大画。“小时候的爱好竟然成了一辈子的事业，我很幸运。”曾孝濂感慨道，这段与植物画的情缘，一续就是60年。

1958年，高中毕业的曾孝濂进入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，职务是见习绘图员。“主流派画家批评谁画得不好，会说你画得跟标本似的；可对植物科学画来说，画标本却是最基本的要求。”

曾孝濂说，为了完成《中国植物志》的插图，不少美院的学生被抽调来；但植物科学画的严谨，让很多学生打了退堂鼓，反倒是像曾孝濂这样的植物科学画爱好者坚持了下来……

“其实植物科学画比工笔画更难，一朵花是5个雄蕊还是6个雄蕊？这个不能画错。没有植物学知识做支撑，容易出错。”曾孝濂说，植物科学画必须要做到“无一花无出处，无一叶无根据”。

有人把曾孝濂称为“中国植物科学画第一人”，他自己却不同意。“在画家面前，我懂点植物；在植物学家面前，我就是个画画的。”曾孝濂不喜欢“画家”或“植物学家”的称呼，他说自己只是中国科学院的一名老职工，一辈子只会从一而终——中学毕业后只进了一家单位，一直干到退休；多年来坚持干一件事，为植物画画。

作为植物学家，曾孝濂的画作经得住业界考验。他的一幅画的信息量极其丰富，除了根、枝、花、果外，连分类学家最看重的叶片正、反、侧面的形态都有。作为画家，曾孝濂说自己在力求把植物画美，不能改变植物特征，就从光线、色彩、虚实、明暗上下功夫。

“曾老师的画可以把人美哭！”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王立松是曾老的“铁粉”，在他眼中，植物科学画有照片不可取代之处，好的植物科学画甚至与发表新物种的模式标本同等重要，“举例来说，我可以用微距摄影拍到地衣的细节，但大景深会虚化背景，曾老的画却可以同时兼顾植物与环境。”

曾孝濂说自己有强迫症，画植物有固定步骤，一般是先看照片，之后去原产地写生，拿到标本后解剖，直到对植物有了十足把握才下笔。他画大蒜，为了观察大蒜的开花过程足足花了两年时间。

曾老用两个词形容自己的作品——“像”与“生命”。像是起码要求，难的是表现生命。“植物的生命状态或柔软或坚韧，这些都源于它们面对自然的从容。每一朵花怎么开，它是有道理的，你要用眼睛去观察，用心灵去体会，然后画出来。”

曾孝濂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——世人皆不屑一顾，我偏觉味道足。有的画家认为画植物科学画很枯燥，但他不觉得。“科学画的最高境界是：在那儿，它就能迸发出生命的力量。”

曾老希望植物科学画传递给观者一种态度——科学的严谨、生命的从容。“这个画种和我们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关系最直接。它就是要反映自然、表现生命，唤起人们对自然的认同感和亲切感。”他说，这是小画种的使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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